等。
其次则是利用报纸,评书等各种文化产品,进行正面的宣传,使得人们逐渐的认识到自私自利的坏处。对自己、对社会、乃至对整个国家。
朝廷的目标没有特别大,不指望短时间内让百姓全部转变成以助人为乐、互帮互助为荣,但是一定要形成自私自利可耻的共识。
第二个方法就是在发展经济上,没有钱饿着肚子,想让人们不自私自利是有些强人所难的。就一个馒头,我不吃就饿死,这时有人强迫我把馒头给他,说是什么助人为乐,那这个人一定更坏。
所以思想的认识提高的同时,一定要跟随着生活质量的同步提高,这样才能把认识和实践相结合,真正提高李唐王朝百姓的整体素质。
这时就体现出朝廷推出新的变革计划的必要性,给农民多分地,鼓励发展各种工商业,一切都是为了创造更多的财富,并且把这些财富分配到更多人的手里,尽量达到公平分配,使得所有人都能在发展中成为受益者。
为了保证分配的公平性,朝廷也制定了具体的执行策略。主要针对的就是各种工商业,因为商人的逐利本性,以及李唐王朝现实的商人们的表现,都使得朝廷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了他们身上。
李世民等人在这里所说的公平性,不是那种乌托邦式的平均分配,而是非常注重付出与回报之间的关系。
其实从这点上看,工商业的各个工厂企业主,他们的付出是最大的,理应获得最多的回报。只是这个最多也是有限制的,朝廷是不允许无上限的追求回报的,因为这样是不能长久的。
细水长流的道理不止是朝廷懂,商人们更懂,很少有那种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,而不顾及长远发展的商人。当然除了那种只做一锤子买卖的商人,对于这种奸商,李唐王朝的打击力度也是最大的。
根据李唐王朝的发展现实,朝廷对于各种商人追求的利润回报率没有硬性规定。原因不是不想,而是朝廷自己就拥有全部的产业,完全可以用自己控制的国企,来间接的影响他们的利润回报率。
但是朝廷对于商人们,还是有一个部分是严格规定的,那就是工人的工资获得。这方面除了有最低工资的规定,现在又多了一项,那就是商人们获得的收益,最少要有百分之十五来作为工人的工资。
这个比例如果低于工人最低工资的获得,则不能降低工人的工资。反之则必须补足差额。
这样做的目的,就是为了增加工人们获得发展红利的机会,尽量保证公平性。只有商人们和工人们都能在发展中获得不错的收益,一个社会的发展才能健康持久。
任何敢于违反朝廷这些规定的工厂企业主,都将受到朝廷的重击。因为相对他们违反朝廷规定所带来的各种问题,没有他们对朝廷和百姓来说,才是更重要的事。
所以李唐王朝的商人们发现,随着经济发展越来越好,他们受到的约束也越来越多。虽然总体上的收益是不错的,但是商人们心里总是有些不舒服。
但是他们都不敢明面上反对朝廷的规定,因为虽然李唐王朝这几年经济发展越来越好,但是李世民等朝廷高层对于商人们还是打心底的抱有警惕之心。
社会经济发展离不开商人,他们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,但是他们的存在不是必须的。尤其是那种自私自利的商人,更是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。
综合这些认识,朝廷最喜欢的是拥有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的儒商,只是这样的儒商,现在的比例还很低。
对于怎样提高这类商人的比例,朝廷专门组织过一次大儒思想辩论会。与会者都是李唐王朝非常有影响力的学者,以儒家大儒为主,还有一些其他家的泰斗级人物,比如法家、农家、墨家等等。
主要就是讨论自私自利这个人性的本质问题。
最后这些大家形成了一个共识,自私自利这是人性中的弱点和缺点,就和好吃懒做一样。而要想改变这个弱点和缺点,就必须要有一些手段,就像朝廷现在规定的这些内容。
其中最重要的还是教育,教育才是能从根本性上改变一个人的唯一途径。这方面儒家的很多思想就能起到重要作用,这点其他家的学者也是非常认可的,包括最重规矩的法家学者,也认可教育的唯一重要性。
这些泰斗级的学者,对于朝廷这些年越来越重视教育,都是非常满意的,尤其是其他家以前不是主流的学派。现在朝廷推行的公学,使得他们又看到了春天,发展自己学说的机遇。
这个机遇仅次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