国王的出逃虽然只是一出闹剧,但是它却完全改变了国家的局面。在此之前,虽然社会上有一些人,比如马拉在极力地攻击国王,但在议会中,温和的一派还是明显的占据了上风的。尤其是在国王对着宪法宣誓之后,更是如此。事实上,在那个时候,就连激进的罗伯斯庇尔和丹东都在朝着路易十六高呼万岁呢。那时候,激进和温和的区别不过是些技术性的差别,比如应不应该让教士对国家宣誓效忠,应不应该采用民主选举的方式来挑选主教什么的。但在路易十六逃亡事件之后,情况一下子就变了。
在发现国王逃往之后,拉法耶特立刻宣布国王是被“国家的敌人”绑架的。这个说法一度倒是骗过了不少人。然而,不久之后,人们就在王宫里找到了国王留下的一封信件。在那封信中,国王宣称,自己是被绑架到巴黎的,在1789年7月之后,他签署的一切文件都是出于被迫,因而都是无效的。
这封信被发现的时候,拉法耶特正在安排“解救”国王,以及其他的善后准备的事情。(事实上,他也没想到,他们居然还能把国王抓回来)所以来不及封锁消息,结果一转眼的功夫,这封信的事情就弄得人尽皆知了。虽然此后拉法耶特极力声称这封信是伪造的,是国王被绑架者胁迫下写的。但是这样的解释在国王一行回到巴黎之后,立刻就失去了任何的说服力。因为在国王逃往的队伍中,除了国王之外,就只有一个马夫是个成年男子——这说明国王根本就不是被人胁迫的!
不过政治的奥秘很多时候就在于睁着眼睛说瞎话上面。虽然明知道国王从本心上是反对革命,反对立宪制的。但是对于国会中的不少议员来说,维持立宪制,却依旧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。所以这些人便装着不知道国王反对革命,不知道国王反对立宪制一样,继续支持立宪制,维护国王。
但国王在民众中的威望却完全被这件事情毁掉了。愤怒的民众砸坏了和王室有关的各种东西。街上的那些和鸢尾花(波旁王朝的标志)有关的东西要么被砸了,要么就用东西蒙上了。因为议会中大部分的议员依旧支持君主立宪,所以底层的老百姓们便将生活不如意的愤怒转向了他们。在他们看来,这些人和国王沆瀣一气,欺压人民。正是因为这些人,在革命之后,人民的生活才没有得到哪怕一点点改善。
这种愤怒其实一直都在,只是因为两个原因,这愤怒才像岩浆一样潜藏了起来。这两个原因中的第一个是他们对国民议会的期待,他们在那个时候还相信国民议会能代表他们的利益,正在为他们说话,只要耐心的等待一下,好的日子就一定会到来。然而这段时间以来,这种耐心却在不断地被消耗。
在议会通过的《1791年宪法》中,便依据财产状况的不同,将法国的公民分为“积极公民”和“消极公民”。(法律规定只有纳税数量达到一定的数额的人才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,才是积极公民。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就是依据财产来对公民的权利进行限制)就在国王出逃的几天前,议会刚刚通过了著名的《列沙白里哀法》。依据这一法律,严禁工人组织工会和举行罢工,违者处以500里弗尔罚款,剥夺公民权1年,为首者罚款1000里弗尔,判刑3个月。
这些法令不但没有维护最底层的利益,反而增加了对他们的束缚,这自然迅速地消耗掉了底层民众对他们的信心。
至于第二个原因则是这些民众缺乏领导者。
但是国王的出逃却将这两个问题都解决了。国民议会此前的的举动,在再加上国王出逃事件的影响,让议会在底层人民心中的地位大幅下降,可以说,如今的国民议会,已经失去了底层百姓的信任。
而国王出逃事件之后,底层人民的示威活动,也让一部分激进的议员看到了新的机会。他们敏锐的注意到,一旦他们站到底层民众那边,就能获得很多的政治资源。布里索、博纳维尔和孔多塞公开表示法国应该考虑采取共和制。
于是,各种事情就都多了起来。
不过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似乎并没有影响到约瑟夫和拿破仑。相反,因为战争的可能性正在增加,所以他们的事务反而更加匆忙了。新建立的军队被排着队安排和他们进行对抗演习,在这些演习中,拿破仑不止一次的用各种偷袭、火炮伏击之类的招数让他们溃不成军。以至于仅仅只是一名少尉的拿破仑,在巴黎的国民自卫... -->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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