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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慎所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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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贞观二年,太宗谓侍臣曰:“古人云‘君犹器也,人犹水也,方圆在于器,不在于水。’故尧、舜率天下以仁,而人从之;桀、纣率天下以暴,而人从之。下之所行,皆从上之所好。至如梁武帝父子志尚浮华,惟好释氏、老氏之教;武帝末年,频幸同泰寺,亲讲佛经,百寮皆大冠高履,乘车扈从,终日谈论苦空,未尝以军国典章为意。及侯景率兵向阙,尚书郎以下,多不解乘马,狼狈步走,死者相继于道路。 武帝及简文卒被侯景幽逼而死。 孝元帝在于江陵,为万纽于谨所围,帝犹讲老子不辍,百寮皆戎服以听。俄而城陷,君臣俱被囚挚。庾信亦叹其如此,及作哀江南赋,乃云:‘宰衡以干戈为儿戏,缙绅以清谈为庙略。’此事亦足为鉴戒。朕今所好者,惟在尧、舜之道,周、孔之教,以为如鸟有翼,如鱼依水,失之必死,不可暂无耳。”

    贞观二年,太宗谓侍臣曰:“神仙事本是虚妄,空有其名。秦始皇非分爱好,为方士所诈,乃遣童男童女数千人,随其入海求神仙。方士避秦苛虐,因留不归,始皇犹海侧踟蹰以待之,还至沙丘而死。汉武帝为求神仙,乃将女嫁道术之人,事既无验,便行诛戮。据此二事,神仙不烦妄求也。”

    贞观四年,太宗曰:“隋炀帝性好猜防,专信邪道,大忌胡人,乃至谓胡床为交床,胡瓜为黄瓜,筑长城以避胡。终被宇文化及使令狐行达杀之。又诛戮李金才,及诸李殆尽,卒何所益?且君天下者,惟须正身修德而已,此外虚事,不足在怀。”

    贞观七年,工部尚书段纶奏进巧人杨思齐至。太宗令试,纶遣造傀儡戏具。太宗谓纶曰:“所进巧匠,将供国事,卿令先造此物,是岂百工相戒无作奇巧之意耶?”乃诏削纶阶级,并禁断此戏。

    <b>译文</b>

    贞观二年,太宗对侍臣说:“古人说‘国君就像是容器,百姓就像是水,水或方或圆在于容器,而不在于水’。所以尧舜以仁义治天下,人们都跟随他行善;桀纣以残暴治天下,人们都跟随他作恶。下边所做的,都是跟随上边所喜欢的。至于像梁武帝父子崇尚浮华,只爱好释迦牟尼、老子的教义。梁武帝晚年,经常驾临同泰寺,亲自讲解佛经,百官都带大帽,穿高靴,乘车跟随皇上,整天谈论苦呀空呀那一套佛家教义,从不把军机国务典章制度放在心里。等到侯景率兵攻向京城,尚书郎以下的官员,大多不会骑马,狼狈不堪地徒步逃跑,死在路上的人比比皆是。梁武帝和简文帝都被侯景囚禁逼死。梁孝元帝在江陵,被万纽于谨领兵包围了,还不停止讲老子,百官都穿着军服听讲,不久城被攻陷,君臣都被囚禁。庾信也叹息他们这个做法,后来作哀江南赋,就说道:‘宰相把战争当做小孩游戏,官吏把清谈当做朝政策略。’这事也足可作为鉴戒。我现在所喜欢的,只在于唐尧、虞舜的法则,周公、孔子的教谕,觉得就像鸟有翅膀鱼儿靠水一样,失去它就必须死亡,不能片刻没有。”

    贞观二年,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:“神仙本来是荒诞虚妄的,空有其名。秦始皇却分外爱好仙术,结果他被方士欺诈,竟派童男童女几千人,跟随方士入海去求神仙,方士逃避秦的苛政暴虐,因此留居海中不再回来,始皇却在海边徘徊等待他们,结果在返回的路上病死沙丘。汉武帝为了求得神仙,竟将女儿嫁给卖弄道术的人,他们的说法不灵验,就把方士杀掉。从这两件事情来看,神仙是不能乱求的。”

    贞观四年,唐太宗说:“隋炀帝生性多疑,只听信邪门歪道,他相当提防胡人,乃至于把胡床称作交床,把胡瓜称作黄瓜,还修筑长城抵御胡人。他又听信方士的邪说,认为姓李的人要篡权夺位,于是杀死将军李金才,其他姓李的人也几乎杀尽了,但有什么用呢?后来终于被大臣宇文化及派遣令孤行达杀死。一个君王,只需修养品德,使自己公正无私,其他都是虚浮之事,何足挂念。”

    贞观七年,工部尚书段纶上奏说要引荐能工巧匠杨思齐入朝。唐太宗下令试试他的本领,段纶就让杨思齐做木偶戏的戏具。唐太宗对段纶说:“推荐的能工巧匠,必须对国家有益,你让他做这些东西,不是鼓励百工做奇巧的戏具供人娱乐吗?”于是下诏将段纶贬官,并且禁止了这种游戏。

    <b>评析</b>

    居上位的人有什么爱好,必定会在社会上形成风气,影响下面的臣子、百姓。因此,做国君的人,对自己的爱好务必要谨慎。太宗所好的,是尧舜之道、孔孟之教,因此在唐初官吏中形成了励精图治的风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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