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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青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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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1老舍在山东大学任教职的时候未写长篇作品,但短篇小说、散文、生活创作回忆、杂文等收获却很丰富,只是在自传性文字的写作上不如在济南时多。

    我在三四年七月中辞去齐大的教职,八月跑到上海。我不是去逛,而是想看看,能不能不再教书而专以写作挣饭吃。我早就想不再教书。在上海住了十几天,我心中凉下去,虽然天气是那么热。为什么心凉?那时正是“一二八”以后,书业不景气,文艺刊物很少,沪上的朋友告诉我不要冒险。兜底儿一句话:专仗着写东西吃不上饭。

    第二步棋很好决定,还得去教书。于是我就接了山东大学的聘书来到青岛。

    到了青岛不久,至友白涤洲死去;我跑回北平哭了一场。

    这两件事——不能去专心写作,与好友的死——使我好久好久打不起精神来;愿意干的事不准干,应当活着的人反倒死。是呀,我知道活一天便须欢蹦乱跳一天,我照常的作事写文章,但是心中堵着一块什么,它老在那儿!写得不好?因为心里堵得慌!我是个爱笑的人,笑不出了!我一向写东西写得很快,快与好虽非一回事,但刷刷的写一阵到底是件痛快事;哼,自去年秋天起,刷刷不上来了。我不信什么“江郎才尽”那一套,更不信将近四十岁便得算老人;我愿老努力的写,几时入棺材,几时不再买稿纸。可是,环境也得允许我去写,我才能写,才能写得好。整天的瞎忙,在应休息的时间而拿起笔来写东西,想要好,真不大容易!我并不愿把一切的罪过都推出去,只说自己高明。不,我永远没说过自己高明;不过外面的压迫也真的使我“更”不高明。这是非说出不可的,我自己的不高明,与那些使我更不高明的东西,至少要各担一半责任。

    一个大学或者正像一个人,他的特色总多少与它所在的地方有些关系。山大虽然成立了不多年,但是它既在青岛,就不能不带些青岛味儿。这也就是常常引起人家误解的地方。一般的说,人们大概会这样想:山大立在青岛恐怕不大合适吧?舞场、咖啡馆、电影院、浴场在花花世界里能安心读书吗?这种因爱护而担忧的猜想,正是我们所愿解答的。青岛之有夏,正如青岛之有冬;可是一般人似乎只知其夏,不知其冬,猜测多半由此而来。说真的,山大所表现的精神是青岛的冬。是呀,青岛忙的时候也是山大忙的时候,学会咧,参观团咧,讲习会咧,有时候同时借用山大作会场或宿舍,热忙非常。但这总是在夏天,夏天我们也放假呀。当我们上课的期间,自秋至冬,自冬至初夏,青岛差不多老是静寂的。春山上的野花,秋海上的晴霞,是我们的,避暑的人们大概连想也没想到过。至于冬日寒风恶月里的寂苦,或者也只有我们的读书声与足球场上的欢笑可与相抗;稍微贪点热闹的人恐怕连一个星期也住不下去。我常说,能在青岛住过一冬的,就有修仙的资格。我们的学生在这里一住就是四冬啊!他们不会在毕业时候都成为神仙——大概也没人这样期望他们——可是他们的静肃态度已经养成了。一个没到过山大的人,也许容易想到,青岛既是富有洋味的地方,当然山大的学生也得洋服啷噹的,像些华侨子弟似的。根本没有这一回事。山大的校舍是昔年的德国兵营,虽然在改作学校之后,院中铺满短草,道旁也种上了玫瑰,可是它总脱不了营房的严肃气象。学校的后面左面都是小山,挺立着一些青松,我们每天早晨一抬头就看见山石与松林之美,但不是柔媚的那一种。学校里我们设若打扮得怪漂亮的,即使没人多看两眼,也觉得仿佛有些不得劲儿。整个的严肃空气不许我们漂亮,到学校外去,依然用不着修饰。六七月之间,此处固然是万紫千红,士女如云,好一片摩登景象了。可是过了暑期,海边上连个人影也没有;我们大概用不着花花绿绿的去请白鸥与远帆来看吧?因此,山大虽在青岛,而很少洋味儿,制服以外,蓝布大衫是第二制服。就是在六七月最热闹的时候,我们还是如此,因为朴素成了风气,蓝布大衫一穿大有“众人摩登我独古”的气概。

    还有呢,不管青岛是怎样西洋化了的都市,它到底是在山东。“山东”二字满可以用作朴俭静肃的象征,所以山大——虽然学生不都是山东人——不但是个北方大学,而且是北方大学中最带“山东”精神的一个。我们常到崂山去玩,可是我们的眼却望着泰山,仿佛是。这个精神使我们朴素,使我们能吃苦,使我们静默。往好里说,我们是有一种强毅的精神;往坏里讲,我们有点乡下气。不过,即使我们真有乡下气,我们也会自傲的说,我们是在这儿矫正那有钱有闲来此避暑的那种奢华与虚浮的摩登,因为我们是一群“山东儿”——虽然是在青岛,而所表现的是青岛之冬。

    二、习惯1——

    1此文发表,正是老舍辞齐鲁大学教职去上海时。这是老舍面对西洋半殖民地文化表明自己的志趣、心性的文字。

    不管别位,以我自己说,思想是比习惯容易变动的。每读一本书,听一套议论,甚至看一回电影,都能使我的脑子转一下。脑子的转法像螺丝钉,虽然是转,却也往前进。所以,每转一回,思想不仅变动,而且多少有点进步。记得小的时候,有一阵子很想当“黄天霸”每逢四顾无人,便掏出瓦块或碎砖,回头轻喊:看镖!有一天,把醋瓶也这样出了手,几乎挨了顿打。这是听五女七贞的结果。及至后来读了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,就是看了杨小楼扮演的“黄天霸”也不会再扔醋瓶了。你看,这不仅是思想老在变动,而好歹的还高了一二分呢。

    习惯可不能这样。拿吸烟说吧,读什么,看什么,听什么,都吸着烟。图书馆里不准吸烟,干脆就不去。书里告诉我,吸烟有害,于是想戒烟,可是想完了,照样点上一支。医院里陈列着“烟肺”也看见过,颇觉恐慌,我也是有肺动物啊!这点嗜好都去不掉,连肺也对不起呀,怎能成为英雄呢?!思想很高伟了;乃至吃过饭,高伟的思想又随着蓝烟上了天。有的时候确是坚决,半天儿不动些小白纸卷儿,而且自号为理智的人——对面是习惯的人。后来也不是怎么一股劲,连吸三支,合着并未吃亏。肺也许又黑了许多,可是心还跳着,大概一时还不至于死,这很足自慰。什么都这样。按说一个自居“摩登”的人,总该常常携着夫人在街上走走了。我也这么想过,可是做不到。大家一看,我就毛咕“你慢慢走着,咱们家里见吧!”把夫人落在后边,我自己迈开了大步。什么“尖头曼”“方头曼”的,不管这一套。虽然这么说,到底觉得差一点,从此再不双双走街。

    明知电影比京戏文明一些,明知京戏的锣鼓专会供给头疼,可是嘉宝或红发女郎总胜不过杨小楼去。锣鼓使人头疼的舒服,仿佛是吧。同样,冰激凌,咖啡,青岛洗海澡,美国桔子,都使我摇头。酸梅汤,香片茶,裕德池,肥城桃,老有种知己的好感。这与提倡国货无关,而是自幼儿养成的习惯。年纪虽然不大,可是我的幼年还赶上了野蛮时代。那时候连皇上都不坐汽车,可想见那是多么野蛮了。

    跳舞是多么文明的事呢,我也没份儿。人家印度青年与日本青年,在巴黎或伦敦看见跳舞,都讲究馋得咽唾沫。有一次,在艾丁堡,跳舞场拒绝印度学生进去,有几位差点上了吊。还有一次在海船上举行跳舞会,一个日本青年气得直哭,因为没人招呼他去跳。有人管这种好热闹叫作猴子摹仿,我倒并不这么想。在我的脑子里,我看这并不成什么问题,跳不能叫印度登时独立。也不能叫日本灭亡。不跳呢,更不会就怎样了不得。可是我不跳。一个人吃饱了没事,独自跳跳,还倒怪好。叫我和位女郎来回的拉扯,无论说什么也来不得。看着就是不顺眼,不用说真去跳了。这和吃冰激凌一样,我没有这个胃口。舌头一凉,马上联想到泻肚,其实心里准知道没有危险。

    还有吃西餐呢。干净,有一定份量,好消化,这些我全知道。不过吃完西餐要不补充上一碗馄饨两个烧饼,总觉得怪委屈的。吃了带血的牛肉,喝凉水,我一定跑肚。想象的作用。这就没有办法了,想象真会叫肚子山响!

    对于朋友,我永远爱交老粗儿。长发的诗人,洋装的女郎,打微高尔夫的男性女性,咬言咂字的学者,满跟我没缘。看不惯。老粗儿的言谈举止是咱自幼听惯看惯的。一看见长发诗人,我老是要告诉他先去理发;即使我十二分佩服他的诗才,他那些长发使我堵的慌。家兄永远到“推剃两从便”的地方去“剃”亮堂堂的很悦目。女子也剪发,在理论上我极同意,可是看着别扭。问我女子该梳什么“头”我也答不出,我总以为女性应留着头发。我的母亲,我的大姐,不都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么?她们都没剪发。

    行难知易,有如是者。

    三、小孩1——

    1长女舒济生于济南,老舍曾有题“全家福”一首:“爸笑妈随女扯书,一家三口乐安居,济南山水充名士,篮里猫球盆里鱼。”舒乙生于青岛。

    独人一身,自己吃饱便天下太平,每逢困于油盐酱醋的灾难中,就感觉到家庭的累赘。

    家庭之累,大半由儿女造成。先不用提教养的花费,只就淘气哭闹而言,已足使人心慌意乱。小女三岁,专会等我不在屋中,在我的稿子上画圆拉扛,且美其名曰“小济会写字”!把人要气没了脉,她到底还是有理!再不然,我刚想起一句好的,在脑中盘旋,自信足以愧死莎士比亚,假若能写出来的话。当是时也,小济拉拉我的肘,低声说:“上公园看猴?”于是我至今还未成莎士比亚。小儿一岁正,还不会“写字”也不晓得去看猴,但善亲亲,闭眼,张口展览上下四个小牙。我若没事,请求他闭眼,露牙,小胖子总会东指西指的打岔。赶到我拿起笔来,他那一套全来了,不但亲脸,闭眼,还“指”令我也得表演这几招。有什么办法呢?!

    这还算好的。赶到小济午后不睡,按着也不睡,那才难办。到这么四点来钟吧,她的困闹开始,到五点钟我已没有人味。什么也不对,连公园的猴都变成了臭的,而且猴之所以臭,也应当由我负责。小胖子也有这种困而不睡的时候,大概多数是与小济同时发难。两位小醉鬼一齐找毛病,我就是诸葛亮恐怕也得唱空城计,一点办法没有!在这种干等束手被擒的时候,偏偏会来一两封快信——催稿子!我也只好闹脾气了。不大一会儿,把太太也闹急了,一家大小四口,都成了醉鬼,其热闹至为惊人。大人声言离婚,小孩怎说怎不是,于离婚的争辩中瞎打混。一直到七点后,二位小天使已困得动不的,离婚的宣言才无形的撤销。这还算好的。遇上小胖子出牙,那才真教厉害,不但白天没有情理,夜里还得上夜班。一会儿一醒,若被针扎了似的惊啼,他出牙,谁也不用打算睡。他的牙出利落了,大家全成了红眼虎。

    在没有小孩的时候,一个人的世界还是未曾发现美洲的时候的。小孩是科仑布,把人带到新大陆去。这个新大陆并不很远,就在熟习的街道上和家里。你看,街市上给我预备的,在没有小孩的时候,似乎只有理发馆,饭铺,书店,邮政局等。我想不出婴儿医院,糖食店,玩具铺等等的意义。连药房里的许许多多婴儿用的药和粉,报纸上婴儿自己药片的广告,百货店里的小袜子小鞋,都显着多此一举,劳而无功。及至小天使自天飞降,我的眼睛似乎戴上了一双放大镜,街市依然那样,跟我有关系的东西可是不知增加了多少倍!婴儿医院不但挂着牌子,敢情里边还有医生呢。不但有医生,还是挺神气,一点也得罪不得。拿着医生所给的神符,到药房去,敢情那些小瓶子小罐都有作用。不但要买瓶子里的白汁黄面和各色的药饼,还得买瓶子罐子,轧粉的钵,量奶的漏斗,乳头,卫生尿布,玩艺多多了!百货店里那些小衣帽,小家具,也都有了意义;原先以为多此一举的东西,如今都成了非它不行;有时候铺中缺乏了我所要的那一件小物品,我还大有看不起他们的意思:既是百货店,怎能不预备这件东西呢?!慢慢的,全街上的铺子,除了金店与古玩铺,都有了我的足迹;连当铺也走得怪熟。铺中人也渐渐熟识了,甚至可以随便闲谈,以小孩为中心,谈得颇有味儿。伙计们,掌柜们,原来不仅是站柜作买卖,家中还有小孩呢!有的铺子,竟自敢允许我欠账,仿佛一有了小孩,我的人格也好了些,能被人信任。三节的帐条来得很踊跃,使我明白了过节过年的时候怎样出汗。

    小孩使世界扩大,使隐藏着的东西都显露出来。非有小孩不能明白这个。看着别人家的孩子,肥肥胖胖,整整齐齐,你总觉得小孩们理应如此,一生下来就戴着小帽,穿着小袄,好像小雏鸡生下来就披着一身黄绒似的。赶到自己有了小孩,才能晓得事情并不这么简单。一个小娃娃身上穿戴着全世界的工商业所能供给的,给全家人以一切啼笑爱怨的经验,小孩的确是位小活神仙!

    有了小活神仙,家里才会热闹。窗台上,我一向认为是摆花的地方。夏天呢,开着窗,风儿轻轻吹动花与叶,屋中一阵阵的清香。冬天呢,阳光射到花上,使全屋中有些颜色与生气。后来,有了小孩,那些花盆很神秘的都不见了,窗台上满是瓶子罐子,数不清有多少。尿布有时候上了写字台,奶瓶倒在书架上。大扫除才有了意义,是的,到时候非痛痛快快的收拾一顿不可了,要不然东西就有把人埋起来的危险。上次大扫除的时候,我由床底下找到了但丁的神曲。不知道这老家伙干吗在那里藏着玩呢!

    人的数目也增多了,而且有很多问题。在没有小孩的时候,用一个仆人就够了,现在至少得用俩。以前,仆人“拿糖”满可以暂时不用;没人作饭,就外边去吃,谁也不用拿捏谁。有了小孩,这点豪气乘早收起去。三天没人洗尿布,屋里就不要再进来人。牛奶等项是非有人管理不可,有儿方知卫生难,奶瓶子一天就得烫五六次;没仆人简直不行!有仆人就得捣乱,没办法!

    好多没办法的事都得马上有办法,小孩子不会等着“国联”慢慢解决儿童问题。这就长了经验。半夜里去买药,药铺的门上原来有个小口,可以交钱拿药,早先我就不晓得这一招。西药房里敢情也打价钱,不等他开口,我就提出:“还是四毛五?”这个“还是”使我省五分钱,而且落个行家。这又是一招。找老妈子有作坊,当票儿到期还可以入利延期,也都被我学会。没工夫细想,大概自从有了儿女以后,我所得的经验至少比一张大学文凭所能给我的多着许多。大学文凭是由课本里掏出来的,现在我却念着一本活书,没有头儿。

    连我自己的身体现在都会变形,经小孩们的指挥,我得去装马装牛,还须装得像个样儿。不但装牛像牛,我也学会牛的忍性,小胖子觉得“开步走”有意思,我就得百走不厌;

    只作一回,绝对不行。多咱他改了主意,多咱我才能“立正”在这里,我体验出母性的伟大,觉得打老婆的人们满该下狱。

    中秋节前来了个老道,不要米,不要钱,只问有小孩没有?看见了小胖子,老道高了兴,说十四那天早晨须给小胖子左腕上系一根红线。备清水一碗,烧高香三炷,必能消灾除难。右邻家的老太太也出来看,老道问她有小孩没有,她惨淡的摇了摇头。到了十四那天,倒是这位老太太的提醒,小胖子的左腕上才拴了一圈红线。小孩子征服了老道与邻家老太太。一看胖手腕的红线,我觉得比写完一本伟大的作品还骄傲,于是上街买了两尊兔子王,感到老道,红线,兔子王,都有绝大的意义!

    四、骆驼祥子

    在写骆驼祥子以前,我总是以教书为正职,写作为副业,从老张的哲学起到牛天赐传止,一直是如此。这就是说,在学校开课的时候,我便专心教书,等到学校放寒暑假,我才从事写作。我不甚满意这个办法。因为它使我既不能专心一志的写作,而又终年无一日休息,有损于健康。为了一家子的生活,我不敢独断独行的丢掉了月间可靠的收入,可是我的心里一时一刻也没忘掉尝一尝职业写家的滋味。

    事有凑巧,在“山大”教过两年书之后,学校闹了风潮,我便随着许多位同事辞了职。这回,我既不想到上海去看看风向,也没同任何人商议,便决定在青岛住下去,专凭写作的收入过日子。这是“七七”抗战的前一年。骆驼祥子是我作职业写家的第一炮。这一炮要放响了,我就可以放胆的作下去,每年预计着可以写出两部长篇小说来。不幸这一炮若是不过火,我便只好再去教书,也许因为扫兴而完全放弃了写作。所以我说,这本书和我的写作生活有很重要的关系。

    记得是在一九三六年春天吧“山大”的一位朋友跟我闲谈,随便的谈到他在北平时曾用过一个车夫。这个车夫自己买了车,又卖掉,如此三起三落,到末了还是受穷。听了这几句简单的叙述,我当时就说:“这颇可以写一篇小说。”紧跟着,朋友又说:有一个车夫被军队抓了去,哪知道,转祸为福,他乘着军队移动之际,偷偷的牵回三匹骆驼回来。

    这两个车夫都姓什么?哪里的人?我都没问过。我只记住了车夫与骆驼。这便是骆驼祥子的故事的核心。

    从春到夏,我心里老在盘算,怎样把那一点简单的故事扩大,成为一篇... -->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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