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三十一章 质疑祖制

聊。”上次和陈知昱聊完，仁宗回到宫中，除了日常之事，多次想到陈知昱的分析，觉得此子有自己的见解，于是就来到了陈家。

    毕竟在庆历年间，范仲淹以及富弼等大臣的出发点是好的，而且也的的确确看到了大宋的很多弊端。

    仁宗不是刚愎自用之人，其实他也知道这大宋看起来国富民强，但仅仅只是看起来，其实也算是疾病缠身，到底应该如何拯救大宋，让大宋百姓过的更好，让赵氏天下如何更稳定，尤其是这次后宫一下子有了四位嫔妃怀孕，这也触发仁宗想给后人留下更好的大宋的心。

    好几次，仁宗一个人在夜里思索着对策，难以入睡，知道昨天于曹皇后将心事说了出来，曹皇后问仁宗：‘关于新政的新政涉及多方利益，抽丝剥茧分析之人是谁！’

    仁宗一拍大腿，自己怎么没想到这番言语的人正是陈知昱，自己完全可以来问问他的想法的。于是就有了今天这一幕。

    见仁宗盯着自己，陈知昱并不急于表态，心想原来在这等着我呢！眯了一口茶后才开口道：“陛下日理万机，朝中之事，大宋所面临的问题比臣通透多了，臣不敢多言。”

    意思就是我以前可不知道你是皇帝，说对说错都别太当真，这会我为朝臣，可不敢乱说，主要还得看你的意思。

    “让你说你就说，我想听听你的想法。怎地还要我带你去政事堂说不成？”仁宗不好气的说到，用的是我，说明不是以皇帝的身份。

    其实宋朝这点事对于上过九年义务的人来说都能说出一二，别说陈知昱对于宋史还是有许多了解的。

    见仁宗不耐烦，陈知昱整理了一些语言和思路才开口道：“某以为，大宋之疾并不是当朝独有，土地兼并问题是历朝历代都需面临的，历朝初创之时，为使百姓安居乐业，土地会均分于民，让百姓食有所依，所以但凡开国之初，一般都会迎来盛世。”

    说到这里陈知昱看了一眼仁宗，仁宗也是认同的点点头。

    “自先秦一统天下，建立大一统帝国以来，百姓多是自给自足，但随着生养子嗣，人口增多，百姓就必须开垦了新的土地，提高生产力。某把这种社会定义为农耕社会，在农耕社会的模式下，百姓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天灾人祸，稍有变故，百姓就会食无所依，为了能够生存，他们只能变卖土地，寻求活路。随着时间的积累土地就会逐渐从多数农民的手中，聚到少数的富户名下，形成了阶级。失去土地的农民只能依附于土地主，甚至被土地主剥削，生活于水生火热之间。大宋因为政策问题，土地兼并问题是最严重的，土地大量流入权贵阶级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”

    “如何是事实？朝廷的年收不曾见减少，每年都在增加啊！”仁宗反驳道，说到税收他比谁都关注。

    “那是因为重工重商，工商行业空前发达，商税收入抵消了农税的缺口，大大缓解了土地兼并带来的隐患，所以看起来很一篇繁荣，但若是一百年后，两百年后呢？”陈知昱也说出了事情。

    仁宗思索了一会，觉得的确是这样，只能道：“不无道理，那你觉得该如何解决呢？”

    “微臣不敢说！”这时候陈知昱用的是臣，说明问题再说下去就上升到另一个层面了，而且说不定会引发争执。

    “有何不敢说，但说无妨，忠言逆耳，朕岂是那种听不进忠言之人？”仁宗一下就急了，你说一半不说这不是吊着人吗！

    陈知昱看着仁宗带来的众人，想了一会又对着仁宗道：“臣还是不敢说！”

    仁宗一直盯着陈知昱，见他看向自己身边的众人，像是明白了什么道：“除了王吉和严怀荣其他人都出去！”

    众人只好都出去了，厅中只剩下四人，这时候仁宗继续开口：“说吧，无论说什么都会止于这厅中。”

    “陛下，您可听说一句话？羊毛出自羊身上。”

    “何解？”

    “臣以为，大宋之疾在于三冗两积。”

    “何为三冗两积？”

    “冗者为多余闲散也，三冗指的是冗兵、冗官、冗费，以及由此带来的积贫积弱。长此以往，可不是什么好事！”陈知昱解释道。

    “具体说说。”

    “冗兵者，从建国起便初见端倪，国都建于汴梁地处中原，四面开阔，无险可守。面对辽、夏之威胁，可以说立国而无国防。太宗皇帝数次亲征失败，使得大宋进不能攻、退不能守，无法裁兵、不能复员，更不敢再战。此国防战略是防御性而非进攻性的，只能采用人海战术弥补地理缺陷。前线长期保留大量军队，后方大设禁军、厢军。宋长期实行募兵制，士兵募到军中直养到六十岁。

    实际上，一般士兵只有二十到三十岁可用，剩余三十年战斗力几乎丧失，浑浑噩噩的混日子。

    而且除了军队的俸禄外，定期更换军队驻地的作法，又需要庞大的开支，同时又给每位兵员发放郊赉一类的各项额外的赏赐，这使得财政的压力巨大。自然冗费问题越来越严重。”

    “这是祖宗制法，加之若无几十万的禁军，京城地处平原之地，一马平川无险可守，若北方来犯，一过国境线就是一片坦途，驱兵不足千里，就能兵临东京城下。朝廷不得不续养重兵戍卫京师。这不是没有办法之事吗？”仁宗虽然知道这个问题，但是也没办法解决啊。

    “太祖制法，乃是解决当时的当下问题，而不是解决大宋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。治大国如烹小鲜，太祖皇帝出身于行伍，所在的时期军人跋扈，肆意干政，导致政变频繁，太祖即位后，首要的问题是解决军队的问题。

    为此，太祖定下了祖宗之法，防止军人干政。这套祖宗之法的核心就是削弱军队的势力，防止因军人哗变等干预国家政治的运行，甚至政权的倾覆。此时大宋经太宗，真宗，以及陛下您励精图治，这套方法是否还可行？微臣觉得有待商榷，陛下明鉴。”

    换做任何一任皇帝，陈知昱都不敢说这话，但仁宗是个特殊的人，尤其是有范仲淹的新政在前，说明仁宗是想历精图治的。

    按照后世的记载，仁宗后期疑心重的原因有二，一是脑疾缠身，二是纵欲过度，伤了根本，没有子嗣。而此时两个大问题都让陈知昱解决了，所以他才将问题抛了出来。